Hitolyの非线性轨迹

   After watching The Empire of Silver.

I spent several days finishing the The Promotion of Dulala.
If I read it early, maybe all the things would get better.
But I think it’s not too late, I still have chance.
I was impress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about what’s moral and what’s immoral by lala.
It’s same to happiness.
The happiness is different for every one.
Maybe you think that you got what’s you want is happiness.
But I don’t think so.
It’s really fit for you?
It’s really what you want until the future?
Wish you get your happiness.

ps: It’s so difficult for me to write blog in English.
      It’s make me crazy to read the English manual of software, although I know it’s good for me.
      Maybe I can hold on until become totally crazy.
      I like the end of Dulala, and feel regret for Kangsan.

这是刚刚发生的事。
骑车从邮局回来。
在一路口一辆奇瑞要从路口拐入。
当时我已经到了路口了，只好拐打机动车道避让。
Y的居然不减速的在我后面往路上拐。
我拐到自行车道的时候后轱辘挂到他的车了。
我径直而去了，看这开法就知道是刚买的车。
后来Y开车追上我，喊我停车赔钱。
开车的男人下车第一句话就是赔钱。
我说，没钱。
男人很嚣张的说，那我报警了。
我说，报吧。
男人对女的说，打110。
我汗……
男人拿出了电视购物上常有的金黄色的手机，开始打110.
一顿说之后，男人挂了电话说，打112.
我又汗....
男人打过电话之后，我问，刚开车没多久吧。
男人很嚣张的说，我开车。。。。后面没话了。
我说，你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认定下啊。
男人没反应，呵呵。
在等警察来的过程中，女人跟我说他们的道理。
我懒得跟她争，一直在听我的ipod。
后来女人问我，是不是警察说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啊。
懒得打理她，心想那要保险公司定损的喝西北风么。
后来警察来了，男人首先上去一顿说。
警察听完又叫我过去说。
我把实际情况说完之后。
警察说你们都又问题。
确实，当时我要是停下打理Y们的话，就会更有利了。
警察说，这样你赔他一部的了，赔他们50得了。
男人很不满的说50可不够。女人也如是说。
警察说，你知不知道法律啊，你知不知道会怎么处理你啊……
说的男人心虚了。
我从钱包里拿了50块钱。
这时候女人又在旁边说我的态度不好，没给他们道歉。
说的都快哭了。
他们真的很憋屈吧。
也确实，他们一直认为错误在我，而我一直不打理他们在听iphone。
最后他们拿了钱走了。

本来可以不给钱他们钱的，不过偶心情爽了，发泄了，呵呵。

穷折腾，绝对的穷折腾。
刚到手两天的iphone，忍不住刷机了。
刷到晚上12点多，在mac和win下刷过N次不成功。
不能越狱解锁，看着屏幕上的那个大地球PP，和只能打紧急电话的IPhone，颓丧。
实在是不能忍了，在weiphone网上找了两个自制的固件，挂机下载，我倒头就睡。
早上5点多又醒了，刷了N次自制固件报错。
又在win下刷官方固件，终于可以越狱解锁了。
赶紧同步了mac通讯录里的联系人，上班走人。
坐车的时候一直在合计，真是穷折腾，我真是正事不上心，闲事穷折腾。

ps：生命不息，折腾不止，人类就是这样走到今天的，哈哈哈——
不过Iphone的这个两天一冲电还真不习惯。
用71的时候从来就不担心电的问题。

那天偷懒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有人居然公然拿燃烧瓶跟政府对抗，很是兴奋了一把。
对于股子里有的那么点幸灾乐祸的缺点道歉。
不过细看了报道之后，真的感叹，党和政府还是为人民着想的。
要是在旧社会那人家就不是用高压水枪而是机枪了；
要是在旧社会那人家就不是用消防员而是用军队了；
要是在旧社会那人家就不是给补偿而是无偿征用了。
政府也不容易啊，不卖房卖地怎么出那4万亿啊。

就想起来了前一阵看的《建国大业》。
这个导演太坏了，这帮子媒体也傻X的跟着瞎忽悠。
我完全不觉得这是个在给我们伟大祖国祝寿的献礼片。
完全是在恶毒的映射党和政府。
他们到底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

想来历史都是相似的，只不过是不断的轮回而已。
一圈又一圈的，没什么不同。
当年一群有吃有喝的产业工人被一小撮愤青忽悠了闹革命。
结果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而已。

记得以前曾听老人说过，当年内战时，国军抓壮丁。
××军是不抓的，不过把大家都集中到一个屋子里。
把炕烧的很热，让大家在上面坐着。
只要你站起来了，就很热情的握住你的手说：欢迎你参加……
（偶不确定是真的）

转帖：（老文章了，本人对其真实性概不负责）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我们发出下面这篇经济史文章意在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远比今天高得多！看看今天工厂里那些打工仔的微薄薪金，可知比当年武汉或青岛那些纱厂里的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低多了。如果说什么时候是中国工业剥削最厉害的时期？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才是最厉害的历史阶段，特别是那些从事加工贸易的三资企业。资本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工人的剥削达到了历史顶点。 第二，通过历史回顾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中国工农业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一百年前低廉的生活物价，恰恰是以农民赤贫为代价换来的。所以，尽管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也正是农民和农村大破产的年代，由此导致了中国农民革命的蓬勃发展。下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可能并不知道这一背景，本网特做补充。]

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今天高得多

——近30年的中国是资本剥削最厉害的时期

青岛老工人

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旗帜网转载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 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文章来源：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